我这里所说的“祭”,指的是每年清明节，我们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祭 祀人文初祖黄帝的礼仪活动。

关于是否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这些祭祀活动，即“公祭”,有学者曾经提出否 定的意见。他们主张全部祭祀礼仪都由民间举办，即“民祭”。我主张沿袭旧制， 维持公祭。但是，就目前公祭礼仪的效果看，似乎需要一些改进。

一、祭礼改进的必要性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我多次到黄陵县黄帝陵参加当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主 持的清明日公祭活动。祭祀结束以后，和其他参祭的人交换意见，反思祭祀礼仪，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祭祀活动似乎缺少点什么。参加祭祀的人，以及观礼的人，好像 在心灵上没有引起多大的触动，也没有在思想和感情上引起丝丝波澜。

政府有关部门很重视每年的黄陵公祭活动，认为这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有重要意义，希望在祭祀仪式上有所改进，让参加祭礼的人，以及那些观礼的人， 都能真正地受到一次“慎终追远”的教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民族 精神加以发扬。这个立足点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努力使之更好地实现。

但是，如何通过祭祀活动的举行而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却需要进行一些研究， 做一些努力。从已经举行的祭祀礼仪看，我们也许可以肯定，我们以后的祭祀礼仪， 不能只是参照古时的祭祀典礼，或者完全仿照古代。这样做，既不怎么切合实际， 效果也不是很好。

大家都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许许多多的礼仪都发生了变化。后来的礼仪，  对于前代的礼仪，无不有因革损益，这就是礼仪上的继承和发展。在祭祀人文初祖 的礼仪上，也应该有因革损益，不可以完全照搬或照抄古代的礼仪。当然，学者们 就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进行学术研究，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借鉴，是有必要的。

从祭祀黄帝陵的实际效果看，每位参加祭祀的炎黄子孙，有多少人在祭祀中真 正受到了有效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真正在思想情感上有所触动?而且能够把这些情感较长时间地留在心中呢?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从海外归来的炎黄子孙，肯定  会有这样的感受，而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同胞们，又有多少人真正感受到“心祭” 的收获，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共鸣?恐怕不多吧!

在我看来，我们每年的祭陵活动，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究其原因，可能主要 的并不在于我们对古代的礼制了解不多，或者我们仿照古代的祭祀礼仪不够。主要 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在举行黄帝祭祀礼仪时，“形祭”大于“心祭”,甚至“形 祭”代替了一切，缺少在祭祀中令人感动的“心祭”。这就把祭祀活动中的本末问 题搞颠倒了，结果，自然也对祭祀礼仪的实际效果产生了影响。

二、“心祭”重于“形祭”

什么是“形祭”?什么是“心祭”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分析一下祭 祀礼仪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这种分析，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隐约地出现 了。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本末”。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关系相应发生了变化，引起礼仪 制度的变革。西周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周礼，或者废弃不用，或者成 为虚文。“礼崩乐坏”,是对这种礼仪变革历史情况的恰当描述。“天下无道”, 则是孔夫子对于这种礼仪变革历史状况的价值评价。孔夫子曾经说过很多批评当时 违背礼仪原则或精神的话，这些话表现出他对礼仪活动中“本末”的看法。

孔子感慨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仪活动，难 道只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礼品吗?他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在进行礼仪活 动时，内心还应该对礼仪活动的对象有真正的内在感情。他将这种内在真实的感情 叫作“仁”。在孔子看来，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礼品、礼仪等都是有形的、表面的 东西，真正重要的是施礼者、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内心对于行礼对象的内心情感和真 实感受。

比如，孔子讲孝敬父母这种礼仪，子女同样地给父母饭吃，但如果子女对父母 没有必要的、真正的尊敬和情感，没有孝心，那么,赡养父母这种行为和养狗养马 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个例子里，赡养父母的行为，是有形的礼仪活动，是孝敬父母的“末”, 它只是外在表现；尊敬父母的情感，是无形的心理活动，才是孝敬父母的“本”, 是礼仪的根本之所在。在孔子看来，两者互相比较，无形的心理作用比有形的行为活动更加重要。

根据这个思想，我们在祭祀黄帝时，也应该说，无形的心理感受活动(“心祭”) 比起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心祭”重于“形祭”。

“心”和“形”相对而言。在黄帝陵祭礼中，有形的礼仪，如人们在陵墓、庙 堂等处的行礼仪式、排列组合、先后程序等，都属于“形祭”。而无形的礼仪，如 以黄帝为契机，反思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从而增加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 等，这些都属于“心祭”。

所谓“心祭”,在黄陵祭礼中，指我们施礼的人要用我们的心，用自己对民族 优秀文化的真正认识、真实情感来实施礼仪活动；我们参礼的人，也要用我们的心， 用自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来参加礼仪活动；通过这种以真性情为基础的“心 祭”,使所有观礼的人，也能受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染。

重视“心祭”不是说不要“形祭”。这两者并不截然对立。它们共同结合起来，  才可能构成完整的、理想的祭祀活动。“形祭”只是祭祀活动的表现形式，“心祭” 才是祭祀活动的实质内容。有“心祭”而无“形祭”,这样的祭祀活动事实上是不   存在的。反之，只有“形祭”而无“心祭”,就会丧失祭祀活动的真正意义，这是   我们要力求避免的。

从黄帝陵祭礼发展的过程上说，先要发展“形祭”,等“形祭”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心祭”就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心祭”本身也成为祭祀礼仪发展到更高阶 段的标志。

三 、如何加强“心祭”

以前的祭陵活动，主持者花了许多精力在祭祀礼仪上，非常重视有形的祭祀礼 仪建设。这是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形祭”,不大讲“心 祭”。举行祭祀活动时，只要祭祀进行顺利， 一切仪式符合预先的设想，就算完成 了任务。在效果上，只要在祭祀当日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有一个镜头出 现即可。至于观众对这个或几个镜头是否重视，也就不大考虑了。

这种状况及其效果，似乎离我们祭祀人文初祖的目的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 不重视甚至忽视“心祭”的状况，也不利于黄帝陵祭祀礼仪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们祭祀黄帝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来祭祀， 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真正实现。因此， 我们的祭祀，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

如何使“心祭”做得更好?这需要主办此事的公务员们和学者专家们一起来 研究。

我想，这需要在以下几点上费些心思：

第一，将祭祀礼仪活动，明确看成是一次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活动，看成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陶冶活动。在此基础上，祭陵才有可能在认识上切实产 生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效果。

借助祭祀活动，充分利用文字、图像、音响、线条等各种方式，如报纸、杂志、 书籍、图片、连环画、摄影、摄像、VCD或 DVD等，加强宣传，提高施礼者、参礼者、 观礼者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识，加深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体验或感受。这是加强“心  祭”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最好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古代的祭祀礼制或礼仪上，而应该放在建 设符合新时期的新礼仪上。

实际上，任何礼制礼仪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过去的朝代那么多， 我们应该模仿哪一个或哪几个朝代呢?我们如果模仿唐朝祭祀礼仪，那我们为什么 不模仿明、清等其他的朝代呢?我们如果说不出这样选择模仿的道理来，就会影响 到祭祀礼仪的正当性，也会影响到祭陵活动的有效性。而且，从历史上看，由繁趋 简，是礼制礼仪演化的必然趋势。在新时期完全引用古代的礼制礼仪，很难产生深 入人心的感染力。我觉得不宜搞仿古的礼制，只能借鉴一二。

第三，在祭祀人文初祖的新礼中， 一定要配合乐曲。乐曲是抒发人的感情，是 心灵美化的艺术力量。世界上精致的、成熟的宗教，都有其独特而感人的音乐做支 撑。祭陵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更不能离开优秀乐曲做铺垫。

我想，祭祀黄帝陵的乐曲，在思想内容上应该是歌颂中华民族精神的；在艺术 形式上，词与曲都应当有美感，有感染力，能够令参礼者、观礼者通过乐曲的美， 进一步充分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神圣、生机与活力。可惜这样理想的祭祀乐曲 至今还没有产生。祭陵的乐曲如果能够成为中国人喜欢的乐曲，那就从一个侧面说 明我们祭祀黄帝陵的礼仪活动真正达到了目的。

我想起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春节晚会上，由黄露先生作词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感人的旋律，配合着震撼人心的歌词，使人听后有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之感。我至今仍时常想听这首歌曲。